外围液体什么意思-李银河: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两性观念剧变

2020-01-11 13:13:59   【浏览】1047

外围液体什么意思-李银河: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两性观念剧变

外围液体什么意思,精英记忆|李银河: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两性观念剧变

1973年,我20岁左右,刚刚从内蒙古建设兵团回城。长达半年的时间里,我按着“世界文学名录”按图索骥,看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。我发现,那些世界名著里差不多全都在写爱情,《怎么办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……那个时候,我对爱情的看法就已经和父母那一代不太一样了。我开始认识到,婚姻和家庭不仅是过日子,也不仅是非常实用的那种。

其实我的父母,他们也不是“过日子”,他们之间也有浪漫的爱情:他们两个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。有一次,我问我的母亲:你们那时候是怎样相爱的?我母亲说,就是有一回过河,她摔了一跤,差点摔进河里。我父亲拉了她一把,然后他们就“好上了”。他们其实也是因为感情而结合的。

但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,爱情和性是绝对的禁忌。因为爱情和性,本身属于私人领域,和当时狂热的集体主义是对立的。当年《联合报》给王小波评奖,一些评委说:“小说写得倒是不错,但是为什么非要写这么多‘性’呢?”其实,王小波笔下的性是一种反抗,用人最本质的生命力来反抗秩序对人的异化。

1982年,我去美国读书,硕博连读,选择的是社会学系。去美国之前,我在社科院做过一点婚姻调查,所以博士论文写的也是当代中国的婚姻和家庭。回国以后,我的研究领域其实也集中在三个方向:婚姻家庭、性别研究、性研究。

1988年,我从美国回国,准备搞社会学研究。当时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,急需1988年毕业的,既是学社会学的又愿意回来的博士,我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。我的导师是费孝通。我当时报了10个题目,研究方向包括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恋、单身、不育等。这10个研究题目,费先生都非常支持,最后编辑成一本20万字的书《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》。

我能够感受到,中国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。以婚姻家庭这个领域来说,好多人的观念都在变:性的观念在变,生育的观念在变,结婚的观念也在变。好多人不想结婚了,城市里还出现了一批人自愿不育。在几千年前的中国,这根本不可想象。

我的一项早期研究是关于生育观念的。我到浙江一个非常小的小村子,还有山西我最早插队的农村做调研,和城市的自愿不育者进行对比。能感受得到农民对“计划生育”这个政策的紧张态度,因为这个政策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太不一样了,冲突非常激烈——计生干部说自己的工作是“天下第一难”。但是你看现在,国家鼓励年轻人生二胎,年轻人都不生。中国人真的是改变了。

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起这么大的变化,最主要的因素,还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。我们称之为“现代化”。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。事实上,在我们的研究中,上海总是数据最显眼的一个城市。比如说单身率最高、结婚率最低,离婚率最高、同居率最高。所有最先锋、最前卫的指标都在上海。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大都市。社会观念的变化都首先在这里有所反映。北京的数据也很高,但不如上海那么前卫。

在婚姻家庭领域,第一个趋势是“核心家庭”开始成为主流。所谓核心家庭,就是一对夫妻,加上他们的未婚子女。和父母等几代人住在一起,叫作“主干家庭”。美国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了核心家庭化,核心家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家庭形式。而在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,三代同住的主干家庭比例还很大,当时的数据是20%~30%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。

第二个趋势是单亲家庭增多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刚做研究时,单亲家庭只占3%左右,2007年我们的调查显示已经是12%。当时是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,基本可以推论到5个城市的家庭,一个城市大概有800个样本,一共4000个家庭。

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,1989年北京(有婚前性行为)的随机样本是15%,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%。这个变化是非常惊人的。因为在和“童贞观念”有关的择偶标准调查中,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来都是非常靠前的,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而在美国的男女青年择偶标准中,对方是否为“处男”或“处女”只排到第十七、第十八位。

在婚姻家庭、性别研究、性研究三个方向中,性研究的禁忌最多,压力也最大。因为我们的社会,几十年来,一直是反性禁欲的。具体到研究上,一个表现就是,和性有关的研究课题,基本上不可能申请到经费。

比如说我带的一个研究生,他的博士论文想写“虐恋”群体,希望能够进行“经验调查”。我写过《虐恋亚文化》这本书,但依据的都是文献。然而,我的这个研究生,他的开题报告根本没通过。社科院的负责人都不同意,说这个太敏感了。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中非常矛盾和分裂的一面:一方面觉得“性”非常敏感,另一方面“性”又被认为不重要。

我最开始做同性恋研究时,遇到的最大的反对意见是:“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,你研究这个干吗?”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,同性恋人群仅仅占总人口的4%,你们干吗不去研究占人口50%的一些人的问题?另外一种意见,就是“你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分层”。可其实这就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,有人研究大象,有人研究昆虫,只是研究的领域不一样而已。

无论虐恋还是同性恋,并不像主流想象的那样,只是特别少数的人才喜欢。虐恋也是人真实的心理需求。很多看起来非常强悍的人,人性深处其实反而有一点希望“被羞辱”的欲望,这也是一种补偿心理。

最早在做同性恋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困难,就是线索不太好找。当时同性恋是很受歧视的,大街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。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是当时做的一个单身研究的采访对象。当时我在《北京晚报》上登广告征集“独身主义者”,大概征集了40多个人来参加我的单身研究。其中有一位30岁的男士,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,他回答的时候就答不清楚,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。后来他就跟我说:“我看你留学回来也不像个坏人,我告诉你吧,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。”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。后来我用社会学中的一种滚雪球的方法,让他介绍他的朋友来,还有朋友的朋友,这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这个调查对象最后到了120多人。

后来王小波也加入到这个研究中来,有一些特别年轻的同性恋者不愿意跟女的谈,这个时候王小波就会来帮我谈几个。另外一些需要到男厕所去进行的调查,也是王小波去。有一种传言说我为了搞男同性恋研究,女扮男装到男厕所,其实不是,是王小波去的,有线人的,带着到厕所。这个工作也为他写《东宫西宫》积累了素材。

从事“性”研究的另外一个压力,就是中国人总是把性和道德联系起来,把正视“性”和宣扬“色情”联系起来。2014年11月,广州举办了一届“性文化节”,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来做演讲。在演讲中,忽然有人冲出来向他泼粪。还有人在西安把我的照片挂出来向照片泼粪。他们的观点是,你看这个人主张婚前性行为,主张自慰无害,多么堕落。

我理解这是一种焦虑。从只有15%的人有婚前性行为,而且其中好多还是固定伴侣,到71%的人有婚前性行为,这是观念上多么大的转变和冲突。而且20年不到,时间这么短。所以,很多人会非常恐慌,非常焦虑,因为跟原来的差距太大了。但事实上,一个人的性观念、性行为跟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。你不能说,一个喜欢多人性关系的人一定就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。

2005年和2006年,我曾经努力倡导过国家在涉性法律上的宽松。1997年,中国取消了流氓罪。在“流氓罪”这条法律下,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“违法犯罪”,但还有“聚众淫乱罪”。其实,包括聚众淫乱罪、关于淫秽商品的法律等,这些法律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。

其实最近十几年来,中国的涉性法律变化也非常明显,这个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些涉性法律虽然还有,但是很少实施了,判刑比较少了,案例也比较少了。比如根据淫秽品法而判罪的数量绝对减少了。这些都说明中国的风气越来越开放,涉性法律在走向宽松。

我觉得,无论如何,现在保守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如果说,几十年前可能90%的人像他们这样想,那现在只有10%的人像他们这么想了。那我所做的一切,就没有白费。

采访手记

很多年里,李银河在大众的印象中一直是“王小波的遗孀”,而她本身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。事实上,李银河身上有很多个“第一”: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,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,中国第一位进行同性恋研究的学者。

2000年后,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李银河,总是被妖魔化。她倡导“卖淫非罪化”,被曲解为支持卖淫嫖娼;她主张性的去道德化,主张取消“聚众淫乱罪”,被曲解为支持乱伦、群交。在西安,有人对着她和其他性学家的照片泼粪。

李银河认为,在正视人性和欲望这方面,中国人刚刚走出中世纪。事实上,正视性,不代表就支持性放纵;正视同性恋等亚文化的存在,也不代表着就是要倡导婚恋主流变成同性恋。早在《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》中,李银河就阐明过这一点:“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,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。我们说的文化,属于存在的论域,跟提倡没关系。实证的科学,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。”

作为人在生存之外最重要的原始本能,性,原来是一件非常自然、正常,非常私人领域的事情。然而,宋代之后,中国人的性观念逐渐走向僵硬和扭曲,自然的性也日益与道德、秩序捆绑,这导致了对性的态度:极端压抑,或者极端放纵。然而无论压抑或放纵,都不是自然、科学和健康的。

虽然屡屡因为“性”话题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,但是李银河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“性”。早期她的《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》,敏锐地感知到当时中国人在两性观念及婚姻、家庭领域出现的变化,并运用社会学方式进行科学的统计和研究。她也是最早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介绍到国内的人。

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,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,也是中国人两性、婚姻、家庭观念剧烈变革的40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,观念出现如此大的变化,冲突与焦虑,便成为剧变的副产品。

与如此巨大的变革、14亿人口庞大体量殊不相称的是,目前中国从事“性社会学”研究的学者不超过20人。这其中,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、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,包括李银河等“第一梯队”学者近年来纷纷退休,而后继者寥寥。

一方面是“女德班”的卷土重来,另一方面是科学研究及传播两性、婚姻、家庭的学者的声音长久被压抑和曲解,中国的“性社会学”依然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广袤土地,中国人在走向科学、自然、健康的两性观、婚姻观、家庭观的道路上,依然有很多障碍要跨越。

2012年,李银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退休。退休后的她长住威海,住所坐落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滩旁。在这里,她上午写作,下午读书,晚上看电影。她说,她最喜欢的书之一,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她现在想把表达形式转为以小说为主,而且只写“虐恋”这个主题。她告诉我,虐恋这个东西太有趣了,它本身的戏剧性特别强。写的时候,根本不是她自己在写,而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把着她的手,让她写下来。

 

上一篇:综合消息: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新疆发展繁荣——海外各界人士积极评价《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》白皮书
下一篇:扣押近一年后俄向乌转交三艘军舰 乌方交还扣押渔船